孙萍：理解“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

写在前面近日，一篇名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内容在朋友圈刷屏，引起了群众针对这一工作人群的关心。文章内容中访谈并引入了中国社科院新闻报道所孙萍教师的见解。她自2017年逐渐，便对外卖系统算法与美团骑手中间的数据劳动关联开展科学研究，也是这一问题的深层观测者。在今天消息推送中，大家给大家提前准备了孙萍教师在2019年发布的原野科学研究：《“算法逻辑性”下的数据劳动: 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送餐员的分析》，期待能以论文的方式，帮你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一人群遭遇的窘境。正如孙萍教师在微信朋友圈中常说：“在这么多年，深深被最底层的小故事吸引住，打动，也感叹。做原野的历程中，也深深地感受到做为一个学者的无可奈何和发展。在一个角落里坚持不懈，就算传出细小的光。外卖员非常值得被重视，每一个勤奋投入的性命都值得被重视。”今天推荐的信息经《思想战线》杂志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战线THINKING）受权转截，学术研究引入请尽量参照全文。✏️题型：“算法逻辑性”下的数据劳动: 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送餐员的科学研究✏️创作者：孙萍✏️刊物：《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网络经济的兴起，已经构建我国的人际关系和劳动实践活动。伴随着近几年来“共享经济模式”(sharing economy)的发展趋势，交易、服务项目、服务平台、劳动等原素根据电子信息技术，史无前例地结合在一起，再次构成并创设了信息社会下的关系图谱。随着着数据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算法被从“背后”拖至“前台接待”，变成学者再次思考技术性逻辑人际关系的关键参照。可是，现阶段学术界很少有科学研究涉及到算法所勾连的技术性逻辑性和社会影响。文中以我国首要的俩家互联网技术外卖APP为例子，根据劳动社会心理学和技术性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互联网技术环境下数据劳动与算法实践活动的多元化互动交流和权利关联。文中致力于讨论数字平台的算法管理方法怎样完成平台经济管理体系对数据劳动的规训。此外，文中尝试选用由上而下的角度，为此展现做为劳动行为主体的“人”，怎样在算法以外呈现自己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根据“算法与日常劳动实践活动”的分析角度，文中关键回应下列问题:外卖APP下的数据劳动者怎样认知能力并创设对算法的了解？算法对数据劳动的监管展现出什么面对？这种面对在哪种水平上可以丰富多彩并扩展不仅有的算法科学研究和基础理论讨论？本分析关键根据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对天津地区送餐服务平台外卖员的田野调查。小编根据参加式观查，并采访了来源于北京海淀、西城区、北京朝阳区、北京顺义、房山等20多个外卖送餐网站的61位外卖员。小编还访谈了在其中一个关键外卖APP的总裁管理方法(CSO)、数据信息研发部门总裁系统架构师和技术工程师、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和送餐外包服务责任人，以更全方位地掌握算法的生产制造与劳动管理方法逻辑性。算法与数据劳动:状况与整合性（一）算法的概念化不论是从当然科学技术史或是技术性社会学的角度，算法都算不上新鲜事物。最开始的算法追朔的我国商周时期和古希腊文化战争时期，从对军事机密传送的数据加密到时日农历历法、算术精确测量等日常数学课逻辑推理，都展示出算法的发展历程和逻辑性。例如，中国汉字中的“术”和日本文本中的“ji-jitsu”都是有算数、逻辑推理、体制、逻辑性之意。“算法”这一定义源于8新世纪阿拉伯一位数学家 ** ·花拉子米 (Muḥam ** dibn Mūsā al-Khwārizmī)，代指“可以运转的系统化测算”，之后在12新世纪传到阿 拉伯与拉丁语系我国。在19新世纪，一位数学家逐渐高度重视算法问题并将其列入学术探讨。因为算法与编号、命令、逻辑推理等纯天然产生密切相关，它也成为了人们处理生活实践中的数学物理问题的主要借助。随着着计算机的创造发明，算法逐渐真正的进到人们视线，它日渐借助手机软件和编号而存有，变成计算机技术与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几年来的“算法热”，关键归因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勃兴。随着着算法与数据生产制造日益紧密的联络，算法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超过电子计算机、数学课、信息科技等行业而越来越更为宏观经济和更具有交叉学科特性。算法不但是一种技术架构(technical infrastructure)，也是与附近社会发展绿色生态紧密连接的内嵌式的产品和具备生产经营性的全过程。因而，算法的概念可以从专业性与社会认知2个领域开展归纳。从技术应用方面考虑，算法是对一个或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详细叙述。理论家塔尔顿·吉 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觉得，算法是根据特殊的测算方式，将插入的数据信息转换为可预期成果的编号程序。最先，算法具备逻辑判断性，它如同食谱一样，告之大家怎样依照规定一步一步开 展行为;次之，算法的运作需要有数据信息做为支撑点。正如“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沒有数据信息做为由来 基本的算法，如无根之水、无源之水，难以解决特殊的价值。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来，算法尽管没被太多谈及，但也一直为学者所高度重视。福柯、拉图尔、霍克海默、德勒兹等思想家、理论家和民俗研究学者，都是在一定水平上讨论过技术性、规训、管理体系、规章制度等对时代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危害。尼克·西弗(Nick Seaver)明确提出了“算法文化艺术” (algorithms as culture)的定义，觉得在数字经济的日益比较发达的今日，算法已不会再单单是文化艺术创设的一部分，而早已变成了文化艺术实践活动自身。尽管技术性规章制度的视野在一定水平上扩展了算法的数学思维和逻 辑界定，但社会文化的角度则为了解算法引入了大量的现代性很有可能。从这一方面讲，算法可以被视为是多元化传送方式下的一种技术性规章制度文化实践活动。在信息社会下，算法不论是对宏观经济的政冶社会发展依然对外部经济的散播语句都造成了日益关键的危害。（二）算法与数据劳动文中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关心算法逻辑性。根据过去科学研究，现阶段学术界对算法的科学研究可区划成两根主主脉。第一条是算法的社会发展权利体制科学研究，尤其是算法在特殊组织的战略决策和监管中所具有的功效。杨(Yeong)在讨论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功效时，提及算法的“主观能动性”(agency)问题，觉得以互联网大数据做为借助的算法体制，已经产生专业性的“会动”决策力和正确引导力，并对当今社会权利关联的建立造成主要危害。里德(Reider)以贝叶斯分类技术性为例子，研究了算法怎样根据分类、排列、鉴别、预测分析等程序，对不仅有社会制度造成危害。此外，算法与社会发展体制的互嵌，也确定了其必定遭受社会发展体制的方向危害。例如，在对百度搜索引擎的一项科学研究中，马杰(Majer)从技术性创设的角度考虑，发觉不一样圈内的利益输送和让步针对百度搜索引擎以及算法形态意识的产生有着关键危害 。第二条科学研究主脉是以日常社会实践考虑，研究算法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意义。在这里一行业中， 一部分学者从经济学原理的抨击视角，了解算法与机构、组织、商业服务、政府部门手段的关联；也是有一部分 学者从日常日常生活考虑，讨论即算法怎样被本人实践活动形塑、想像和创设。例如，威尔森(Wilson) 在探讨算法与日常日常生活的影响时表明，使用大数据技术做为为借助的算法，正根据其日益强劲的“代理商人物角色”(role of delegation)来表现大家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布赫(Bucher)根据对Facebook 社交网络平台的研究发现，使用人与交友软件互动交流时需产生的“算法式想像”，针对Facebook社交服务平台改善或创设算 ** 造成主要危害。伴随着数字产业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兴起，“数据劳动力”群体日渐突显。数据媒体、大数据技术等日益渗入社会发展劳动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并对其造成不一样层次的危害。那麼，算法技术性怎样渗入并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的数据劳动全过程？人和算法中间建立了怎样的互动交流体制和权利关联？应当怎样了解并点评这类互动交流体制？根据此，文中之外卖平台经济下的送餐员为例子，试着从日常劳动者的劳动实践活动会动角度考虑，研究算法在哪种方面上与劳动全过程互嵌互动交流，并历经创设、商议、抵抗和再创设的信息全过程。二、平台经济:“人的逻辑性”与“算法逻辑”我国外卖送餐经济发展的大幅度提高，变成近些年共享经济模式的关键构成部分。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铸就了城区很多的灵便劳动力，为共享经济模式的成长带来了人力资源确保。外卖行业自2010年上下发展，在2015~2017年迈入发展趋势高峰期，外卖APP总数持续增加，行业竞争趋向日趋激烈，劳动力人口数量也不断地提升。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外卖送餐送餐就业人数已达300多万元，销售市场遮盖扩至全国各地1300好几个大城市，GDP做到4000万美金。截至2018年，我国外卖行业经历积放大转变和重新组合，销售市场运营保持稳定。2017年8月，销售市场拥有量第三位的百度外卖被饿了么收购，至此外卖行业由“三分天下”变成了“二雄争雄”，产生了以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为主导的两个主营业务外卖APP。自2015年至今，外卖行业进到飞速发展环节，每个外卖APP为了更好地抢占市场，逐渐规模性征募外卖员工，并以大红包、奖赏、补助等方式进行销售市场角逐。巨额的奖赏促使外卖行业学生就业猛增，并发生了外卖员“月收入过万”的情况。但正如学者闻效仪所言，平台经济的实质依然为劳动 聚集性经济发展。外卖员高工资的身后是较长時间、超大型相对密度的劳动情况。并且，伴随着外卖送餐市面的饱和状态与服务平台垄断性构造的逐步产生，外卖员的收益也慢慢呈下跌发展趋势。服务平台用人的协调性和零散性， 促使外卖送餐送餐员展现出多样化的工作特点和就业结构。田野调查发觉，外卖员的学生就业形状多种多样，依照劳动关联和劳动实践活动的不一样，关键可以分成自营、业务外包、众包平台、直营四种方式。自营指立即受聘于外卖APP的全职的劳动者，业务外包是指受聘于派遣公司的全职的劳动者，众包平台指根据服务平台抢单、独立开展零散送单的 ** 外卖员，直营指饭店独立聘请送餐的正式工或 ** 外卖员。与传统式服务业不一样的是，信息传播技术性在服务平台劳动全过程中的大量应用，摆脱了不仅有的标 规范化与人性化、中低端与高档服务项目的二分逻辑性。手机上与服务平台的算法软件系统，变成劳动全过程中的常态化中介公司，进而转变了传统式服务业的机构标准和监管对策。在劳动全过程中，算法在外卖员的订单信息 分派、计算时间、线路预计和送单检测等层面，充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管控功效。而这类送餐服务平台下的算法设计方案和算法逻辑性，变成大家窥视数字经济的下劳动政冶的主要对话框。根据目前的田野调查，大家发觉，算法逻辑性下外卖送餐劳动展现出显著的时间性、情感和游戏化的特点。（一）時间的同步性与置入性大家对社会发展节拍和時间认知能力的加速，变成极权主义的主要特点。在平台经济的运转中，达到客户的立即要求变成服务平台运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吸引住客户资源，各外卖APP陆续将時间原素列入广告词，以突显送餐服务项目的迅速、高效率。如广告词“XX外卖送餐，叫啥都快”“高效率、质量、安全性”等。与传统的的加工制造业或是服务行业对比，互联网技术平台经济下的劳动，由于算法技术性的干预而展示出全然不同的时间性特点。在这儿，時间的时效性变成服务平台营造高品质业务的重要环节。从收到订单信息、去餐饮店出餐、逐渐送餐到进行订单信息，送餐员的每一步操控都需要在要求时间段内进行，而后台管理算法在收到外卖员的流程“每日签到”后，会同歩传输给消费者，顾客就可以根据送餐APP即时跟进自身的外卖送餐订单信息。在A服务平台工作中的自营外卖员小季表明，仅在2017年上半年度，他所处的网站送餐時间规定由原先的45分鐘减少至29分鐘。“太忙了。你一玩手机，发觉就还剩余数分钟就请求超时了，毫无疑问心急，就得赶快跑”，他说道，“和时间赛跑”几乎变成外卖员的工作中日常。送餐時间的不停减少与算法对送餐员的“规训”紧密联系。伴随着外卖员单量的持续提升，后台管理相关送餐信息内容的信息纪录也不断地增加，后台管理算法根据不断自身练习，日益完成更高效率的订单信息配送和时间管理。例如，每一个外卖送餐网站都是会依据送餐员的日常主要表现来统计分析其自身的下单率、准时率、晚到率等，为此来明确对送餐员的奖罚方案。这样一来，数字平台根据算法中介公司了劳动和消费者的关联，根据创设高效率、立即等時间语句来获得金融市场，但与此同时也对外开放卖送餐员推行了算法管理方法下的時间规训和时间操纵。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纯天然含有“技术性恰当”的逻辑性语句，但在具体送餐全过程中，一些外卖员并不待见，乃至许多外卖员对后台管理算法的時间预测分析十分不满意。刘浩是B服务平台的一名业务外包送餐员，他表明:“服务平台让我们的时间是依照直线距离算的，便是点到点。具体送餐线路不是这样的!大家送餐的过程中得转弯、等绿灯，有时还得绕大圈。昨日送了一单，系统软件表明5公里之内，我跑了7公里！系统软件当我们都是直升机呢!”因为送餐服务平台具有显著的“餐食效用”，针对送餐员来讲，每日的早中晚饭时间变成订单信息接受的高峰期，而在其它時间，绝大多数送餐员迫不得已挑选“等单”。她们一般会将自身的接单app 开启至“接单子方式”，随后找一个指定饭店或街头角落里，逐渐一边等订单信息，一边玩游戏、看直播、 吸烟或闲聊。订单信息的不可预见性，通常意味着送餐员超长的“待机模式”，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 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服务行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利关系越来越体现在时间分配层面，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划界工作。通过算法的劳动支配，可见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预测和断续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但这种零散的劳动并不意味着个人时间掌控力的增强。以外卖员为例，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以增加收入，大部分外卖员每日的实际在线时间超过10个小时。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送餐员的“平台粘性”(platform adhesion)，他们的身体和劳作都被嵌入到极不稳定的数字互联和算法分配中，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自身的不稳定性(precarity)。（二）情感劳动下的算法“规训”算法对平台劳动“规训”的细致入微之处，还表现在对情感劳动的要求上。霍奇查尔德 (Hochschild)认为，情感劳动指劳动者通过对自身情绪进行管理，从而创建正面积极的面部、肢体表征。平台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依靠社会关系和熟人网络所形成的供需关系链条，转而关注服务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差异。即便在外卖送餐行业，陌生人网络的建立却依然要求送餐员呈现情感劳动“表演”。送餐平台依靠算法精细化的管理，将传统情境下的情感劳动付出合理化和规 范化，进一步实现了对于送餐员的纪律规训。C平台送餐员王师傅说:“我们有很多要求的。打电话要首先说‘您好，感谢订购XX外卖， 我是您的骑手’，送餐时要说‘这是您的外卖，抱歉让您久等了’，结束了还要说‘感谢您的惠顾’。”送餐员的情感劳动规训主要通过“五星好评率”“及时率”“晚点率”等算法规则实现。例如，C平台对外卖员的顾客好评率进行分数累计，并将每月的积分直接挂钩送餐员的工资和奖金。送一单所得的基本分为10分，顾客的一个五星好评可以额外加20分。每个平台的站点系统，会在每个月根据外卖员的五星好评率评出“五星上将”，并奖励200元作为奖金。同时，“差评”机制的规定也十分严苛。一个差评扣50积分，并根据顾客的投诉反馈扣50至500元不等的罚款。虽然“五星好评”对送餐员吸引力很大，但实际情况是，外卖员“不太好意思向顾客要好评”，觉得“没办法开口”。外卖行业的崛起得益于灵活劳动力的转入，而这些以男性为主的灵活劳力，在以前多从事建筑、装修、搬家、工厂做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乍一转入外卖行业，对于情感劳动细致入微的表现方面，感觉一下子无所适从。在强调标准化和统一化之外，平台算法对精细化、个性化等服务的管理也不断增强。虽然情感劳动在外卖送餐业中并不是经营重点和优势所在，但很明显的是，情感劳动在这里变成了一 种“增值劳动”，即通过礼貌、友好、有耐心的服务态度来突出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即汉泽 (Hanser)所说的“区别性劳动”(distinction work)。这种区别性劳动一般通过情感交流和支配机制来凸显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平台经济中，区别性劳动通过算法机制的中介，呈现出一种圆形“敞式监狱”的形态，即外卖员随时面临被监管、被投诉的可能，却又对周边的环境和情况充满了不确定性。“顾客至上”的逻辑同时表现为平台算法维持，并时刻关注消费者的情感变化。这一过程主 要体现在充分保证消费者的“订单追踪”权力。例如，订单一旦在系统平台上生成，用户便自动 享有了“催单”“取消订单”“联系外卖员”“联系店家”“投诉”等权利。在送餐过程中，外卖员必须时刻保证与顾客的及时联络和协商。而通过后台的APP，顾客可以时刻“跟踪”送餐员的位置移动变化。在高峰时段，当外卖员同时派送多个订单时，由于时间限制和路线规划的不同，经常遭到客户的投诉。来自平台A的外卖员朱师傅说:“昨天我从一个餐馆接了两个订单。一个是1.5千米，还剩45分钟;另一个是3千米，还剩下20分钟。为了不耽误，我先送了那个3千米的(订单)。谁知道那个1.5千米的顾客从后台系统看了我的GPS，发现我经过了他家却没给他送餐，很生气，就取消了订单还把我投诉了......我还得道歉。”与外卖员的自我选择相比，这种“顾客情感 至上”的倾向，充分地体现在平台算法的设计中。（三）差异化和游戏化的管理平台算法的渗透性在劳动管理上不断深化，这不但体现在它接替了原有人力资源的大量管理工作，同时也体现在面对庞杂多样的流动性人口时，所呈现的分类化管理机制。总体来说，平台算法对送餐员实行“差序格局式”的管理方法。在平台B的算法中，外卖员被划分成从“普通骑士”到“神骑士”7个不同的“骑士等级”(参见表1)。而每个骑士等级的评定规则十分复杂，主要依据送餐员该月所完成订单数、总里程、工作时间、好评率、准时率、晚点率等。与传统的劳动评价体系不同的是，平台算法通过这种“差序格局”的管理方式对外卖员实行 “游戏化”的激励和鼓动。通过算法的计算和统计，送餐的工作过程被模拟化为一个游戏世界， 就像打怪升级一般。外卖员可以通过不断积累分数升级到算法评定的更高层次，从而享受更高的 订单奖励。如表1所示，除了固定的送餐费用(一般5~10元不等)以外，一名“普通骑士”每送一单得到的额外奖金是0.1元，而当升级为“钻石骑士”时，每一单的额外补贴就变成1元。小张是C平台的外卖员，19岁，刚干外卖3个月左右。他给笔者看他的后台信息，说:“上个月我升成了黑金 (骑士)，真没想到。但是这个月想保住就难了。你看，我到现在还差832分。”由于平台算法的 积分统计实行“每月清零制”，想要持续升级，必须每月额外送出50~200单，这对大部分外卖员十分困难。这样的评价体制成为外卖员劳动之余的谈资，他们在日常休息时间会相互交谈骑士等级 的升级问题，或者相互比较，一起预测当下这个月的工资数目。吉莱斯皮将这种受到差序格局式管理的劳动人口称为“算数型工人”(calculated workers)。算法的介入，使得原有的组织机构管制变得更加细致入微，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划分为更加细密和可供计算的操作形态。游戏化和差异化的管理机制，也从一个侧面塑造了“工人企业家”的意 识形态，使骑士等级的晋升，成为送餐员衡量自我价值和工作意义的重要层面。平台算法巧妙地 将个体工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对劳动的管理结合在一起，并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算法的合理 化基础。田野中发现，大部分外卖员一般在半年左右，即可升级并稳定在“黄金”或者“黑金骑士”，而进一步的升级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更长的工作时间。他们给出的解释经常是，“单不多”或者“工作时间短”“不够拼命”。乌帕雅和瓦萨为(Upadhyaand Vasavi)认为，技术资本后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即是企业家精神的普遍化和个人主义的盛行。外卖员将“骑士”等级的升级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作理所当然，这在无形之中为算法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逆算法”的劳动实践与劳动赋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研究认为，资方与劳方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反抗”“管理—抗争”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下劳动者的抗争意识并不明显。如上文所言，平台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算法技术日益取代传统的人力监管手段，因而，原有的劳资矛盾由于技术的中介开始慢慢隐退，转而迁移到“技术—劳动”的实践层面。对技术知识的了解、掌握和驾驭，逐渐成为平台资本和劳动者相互协商、妥协和平衡个中权力关系的关键因素。虽然算法一直被喻为“黑箱”和“信息茧房”，但外卖员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恰好相反，他们通过自我的主体实践，在送餐过程中逐渐摸索到一套对抗算法“规训”的主体性策略。例如，在2016年各大外卖平台开始“价格战”时，外卖员会借用平台推出的“补贴”“奖励” 等进行获利。在派送订单时，外卖员发现了平台算法的“问题”，即奖金的计算仅仅依据订单数和送单数，而不管中间的派送流程。于是，一些外卖员与店家协商合作，通过“下空单”来赚取平 台奖金。“最早那会儿，我跑一单额外补贴10块，一天下来能额外挣二三百。一个月真能上一万。” 骑手夏先生说。也有外卖员同时注册多家平台，通过每个平台订餐派送的“时间差”来周旋并完 成多家订单，从而获得多家平台的配送奖励金。这种“机会主义”还表现在他们的日常劳动中。例如，大部分外卖员都喜欢特殊天气，包括雨雪、暴风、高温、寒冷等天气，因为“单量大”“价格高”。对于众包送餐员来说，他们的劳动呈现出更大的自主选择性。平台C的耿师傅认为，抢什么种类的单子非常重要。“尽量抢那些距离近、 好送的；不用等电梯的最好”。耿师傅对自己劳动时间的掌握也更加潇洒，比起全职外卖员，他更关注“时机”：“要瞅准了时间和地方，单多的时候就多干一会儿，不行就回家睡觉了”。基于线上线下所形成的“站点社群”，也成为外卖送餐员对算法“改造”的重要途径。大部分外卖员都会加入到周边商圈的非官方微信群，这些微信群成为送餐信息的“集散区”，外卖员在群里及时分享和转达各种信息，包括“转单”请求、交通路况、电瓶车偷盗信息等。平台算法的逻辑是依据大数据的累计来实现送餐时间、交通情况的精准预测，但是田野中作者发现，有经验的外卖员更愿意相信自身的经验和微信群里的信息，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工作社群”和“劳动算法”。与工程师对代码或程序语言的直接技术操控不同，送餐员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逐渐了解并熟悉后台算法的运行规则和规律，通过这种“逆算法”的劳动实践，送餐员采用“打擦边球”的方法，来实现和斡旋自我劳动权益的最大化。如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外卖员逐渐知晓等单和送餐的技巧、如何与客户交流来避免被投诉、如何拿到五分好评、如何逃避平台系统的时间监控等。本文将这种通过劳动实践来知晓算法管理的过程，称为算法学习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逆向的算法学习与计算机的编程逻辑不同，这是西弗(Seaver)所说的自下而上的 社会文化实践。这种出自劳动者的社会文化，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技术的操纵，强调了劳动者的自我赋权，以及对平台资本的“反剥削”和再创造。结语和讨论本文从“算法与日常劳动实践”的视角切入，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平台资本的劳动政治。平台经济下的管理逻辑问题，实则是“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糅合与对抗。这其中凸显了劳动/技术、情感/理性、个人/集体等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对立。数字劳动与平台经济的发展， 为算法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它除了关注作为核心的“人”的作用之外，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并定义算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技术逻辑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正如卡隆和拉图尔所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y)所阐释的那样，物质实体、行动个人和象征观念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社会技术网络，从而为相互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劳动管理，呈现出“时间内嵌”“情感劳动”和“游戏化”等诸多方面的特征。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外卖员的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管之下。从言语表述、肢体行为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并以此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与此同时，数字劳动者在与平台算法的“斗智斗勇”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逆算法”劳动实践和协商技巧，从而丰富了“人”的逻辑在与技术逻辑相对抗过程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算法的隐蔽性，使数字经济下劳动特征的发掘变得更具挑战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技术发展“光环”下的劳动政治，恰巧相反，算法权力结构下的不平等，内嵌于更加多元的权力关系景观之中，在算法之外，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原标题：《孙萍：理解“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